第17章(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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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5200万。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3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与中国的盛世比起来,西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则没有这么短命。
  伊丽莎白时代与乾隆时代有许多巧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乾隆同是25岁即位,与乾隆一样,她也是一位理智又灵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兰内部因宗教分裂而处于混乱状态,对外则面临与法国的战争和与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紧张关系。她以高明的妥协策略使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又以灵活的外交与周围大国周旋,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为英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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