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1 / 7）
第三十五章
那时正值盛夏，我是奥斯陆之王。我用伊莲娜换来半公斤小提琴，去街上卖掉一半，赚来的钱原本要拿来干一番大事业，建立一个新的贩毒网，把老头子踢出市场。但首先我们必须庆祝。我花了点钱替自己添置了一套西装，好搭配伊莎贝尔·斯科延送我的皮鞋。我看起来简直就是百万富翁，但我走进富丽酒店要一间客房时，他们竟然连眉毛都没抬一下。我们在富丽酒店住了下来。我们是二十四小时的派对动物。至于“我们”都有谁则每日不同，那时正值奥斯陆的盛夏，现场有女人也有小伙子，就跟美好的旧日时光一样，只不过用药量稍微重一点而已。就连欧雷克也开心起来，暂时恢复昔日的神采。原来我的朋友比我想象中还多，小提琴的消耗速度快得令我难以置信。我们被踢出富丽酒店之后，转往克里斯蒂酒店，后来又搬到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酒店。
当然这种生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又有什么是永恒的呢？
有一两次我走出酒店时看见马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当然车上有可能是任何人，但那辆车就是停在那里不走。
终于那一天来临，钱花光了，我得卖更多小提琴才行。我把小提琴藏在楼下杂物间的天花板上，放在一堆电线旁边，结果却发现那些货竟然不翼而飞。我没有别的存货了。如果不是我在嗨的时候说溜了嘴，就是有人看见了我去杂物间。
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次没有“我们”了。到了该退房的时候，还要打今天的第一管小提琴，这次得去街上买。当我准备结清两个多礼拜的房钱时，才发现身上没有一万五千克朗。
于是我做出最合理的行为。
逃跑。
直接穿越大厅，跑到街上，穿过公园，朝大海的方向跑去。没有人追上来。
我溜达到夸拉土恩区买药，但放眼望去，一个穿阿森纳队球衣的人都没有，只看见眼神空洞、身心麻木的毒虫拖着脚步四处寻找药头。我跟一个想卖我甲安的家伙聊了一下，他说已经好几天没有小提琴了，货源好像断了，但有传言说有些药头在布拉达广场兜售最后几包小提琴，要价五千克朗，他们要拿这笔钱去进一周份的海洛因。
我身上当然没有五千克朗，所以我知道自己麻烦大了。我有三个选择：卖、骗、偷。
第一是卖。可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卖？我连自己的妹妹都已经卖了。我突然想起那把敖德萨手枪，它放在排练室里，夸拉土恩区的巴基斯坦人一定愿意掏五千克朗来买一把具有连发功能的手枪。于是我往北走，经过歌剧院和奥斯陆中央车站。但排练室像是被人破门行窃过，门上换了新挂锁，功放也都不见了，只剩下鼓具。我四处寻找那把敖德萨手枪，却找不到，一定是被拿走了，操他妈的小贼。
第二是骗。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往西开到布林登区。我一上车，司机就一直念叨着叫我一定要付车钱，他还真会看人。我叫司机在铁路前的马路尽头停车，迅速跳下车，穿过天桥，甩掉了他。我穿过创新中心地铁站，不停地往前跑，尽管后头根本没人在追。我之所以奔跑是因为我得赶时间，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打开栅门，踏上碎石路，奔到车库前，从百叶窗旁的缝隙往内看去。轿车停在里面。我敲了敲屋子大门。
安德烈来开门，他说老头子不在家。我指了指隔壁大宅，说老头子一定在那里，轿车还停在车库里。他又说了一次阿塔曼不在家。我说我需要钱。他说他无法帮我，我不应该再来这里。我说我需要小提琴，下不为例。他说现在小提琴缺货，因为易卜生缺少某种原料，要等几个礼拜之后才会有货。我说到时候我就死了，我一定得拿到钱或小提琴才行。
安德烈正要把门关上，我把脚卡进门缝。
我说如果拿不到，我就跟别人说他住在这里。
安德烈看着我。
“你想找死吗？”他用滑稽的口音说，“还记得毕斯肯的下场吗？”
我伸出一只手，说条子一定会付我一大笔赏金，只要我去跟他们说迪拜和他的走狗住在哪里，再加上毕斯肯身上发生的事，又说如果我告诉条子那个卧底警察死在地下室的地板上，他们一定会付我更多赏金。
安德烈缓缓摇头。
接着我跟这个哥萨克浑蛋说：“passhol v'chorte.”——我想这句俄语的意思是“去死吧”。然后转身离开。
我感觉到他的视线一直跟着我离开栅门。
我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肯放过我偷毒品的事，但我知道这件事我绝对逃不了。反正我不在乎。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听见的只是全身血管的饥渴喊叫。
我走到维斯雅克教堂后方的小路，站在那里看许多老太太来了又走。那些寡妇正在前往坟墓的路上，是丈夫的坟墓，也是她们自己的，手提包发出现金的呻吟。但我没胆下手。外号小偷的我竟然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头猪似的汗如雨下，被颤巍巍的八十岁老太太吓得半死。这真是让人想哭。
那天是星期六，我开始找朋友借钱，没花多久时间朋友就找遍了。没人愿意借。
这时我突然想到有个人如果识相的话，一定会借我钱。
我溜上一辆巴士，往东前进，回到河对岸比较高级的地段，在曼格鲁区下车。
这次楚斯·班森在家。
他站在公寓六楼的自家门口，听我发出最后通牒。我说的话跟先前我在布林登路说的大同小异。要是他不肯掏出五张大钞，我就去跟条子说他杀了图图，还埋了尸体。 ↑返回顶部↑
那时正值盛夏，我是奥斯陆之王。我用伊莲娜换来半公斤小提琴，去街上卖掉一半，赚来的钱原本要拿来干一番大事业，建立一个新的贩毒网，把老头子踢出市场。但首先我们必须庆祝。我花了点钱替自己添置了一套西装，好搭配伊莎贝尔·斯科延送我的皮鞋。我看起来简直就是百万富翁，但我走进富丽酒店要一间客房时，他们竟然连眉毛都没抬一下。我们在富丽酒店住了下来。我们是二十四小时的派对动物。至于“我们”都有谁则每日不同，那时正值奥斯陆的盛夏，现场有女人也有小伙子，就跟美好的旧日时光一样，只不过用药量稍微重一点而已。就连欧雷克也开心起来，暂时恢复昔日的神采。原来我的朋友比我想象中还多，小提琴的消耗速度快得令我难以置信。我们被踢出富丽酒店之后，转往克里斯蒂酒店，后来又搬到霍勒伯广场的瑞迪森酒店。
当然这种生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又有什么是永恒的呢？
有一两次我走出酒店时看见马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当然车上有可能是任何人，但那辆车就是停在那里不走。
终于那一天来临，钱花光了，我得卖更多小提琴才行。我把小提琴藏在楼下杂物间的天花板上，放在一堆电线旁边，结果却发现那些货竟然不翼而飞。我没有别的存货了。如果不是我在嗨的时候说溜了嘴，就是有人看见了我去杂物间。
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次没有“我们”了。到了该退房的时候，还要打今天的第一管小提琴，这次得去街上买。当我准备结清两个多礼拜的房钱时，才发现身上没有一万五千克朗。
于是我做出最合理的行为。
逃跑。
直接穿越大厅，跑到街上，穿过公园，朝大海的方向跑去。没有人追上来。
我溜达到夸拉土恩区买药，但放眼望去，一个穿阿森纳队球衣的人都没有，只看见眼神空洞、身心麻木的毒虫拖着脚步四处寻找药头。我跟一个想卖我甲安的家伙聊了一下，他说已经好几天没有小提琴了，货源好像断了，但有传言说有些药头在布拉达广场兜售最后几包小提琴，要价五千克朗，他们要拿这笔钱去进一周份的海洛因。
我身上当然没有五千克朗，所以我知道自己麻烦大了。我有三个选择：卖、骗、偷。
第一是卖。可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卖？我连自己的妹妹都已经卖了。我突然想起那把敖德萨手枪，它放在排练室里，夸拉土恩区的巴基斯坦人一定愿意掏五千克朗来买一把具有连发功能的手枪。于是我往北走，经过歌剧院和奥斯陆中央车站。但排练室像是被人破门行窃过，门上换了新挂锁，功放也都不见了，只剩下鼓具。我四处寻找那把敖德萨手枪，却找不到，一定是被拿走了，操他妈的小贼。
第二是骗。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往西开到布林登区。我一上车，司机就一直念叨着叫我一定要付车钱，他还真会看人。我叫司机在铁路前的马路尽头停车，迅速跳下车，穿过天桥，甩掉了他。我穿过创新中心地铁站，不停地往前跑，尽管后头根本没人在追。我之所以奔跑是因为我得赶时间，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打开栅门，踏上碎石路，奔到车库前，从百叶窗旁的缝隙往内看去。轿车停在里面。我敲了敲屋子大门。
安德烈来开门，他说老头子不在家。我指了指隔壁大宅，说老头子一定在那里，轿车还停在车库里。他又说了一次阿塔曼不在家。我说我需要钱。他说他无法帮我，我不应该再来这里。我说我需要小提琴，下不为例。他说现在小提琴缺货，因为易卜生缺少某种原料，要等几个礼拜之后才会有货。我说到时候我就死了，我一定得拿到钱或小提琴才行。
安德烈正要把门关上，我把脚卡进门缝。
我说如果拿不到，我就跟别人说他住在这里。
安德烈看着我。
“你想找死吗？”他用滑稽的口音说，“还记得毕斯肯的下场吗？”
我伸出一只手，说条子一定会付我一大笔赏金，只要我去跟他们说迪拜和他的走狗住在哪里，再加上毕斯肯身上发生的事，又说如果我告诉条子那个卧底警察死在地下室的地板上，他们一定会付我更多赏金。
安德烈缓缓摇头。
接着我跟这个哥萨克浑蛋说：“passhol v'chorte.”——我想这句俄语的意思是“去死吧”。然后转身离开。
我感觉到他的视线一直跟着我离开栅门。
我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肯放过我偷毒品的事，但我知道这件事我绝对逃不了。反正我不在乎。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听见的只是全身血管的饥渴喊叫。
我走到维斯雅克教堂后方的小路，站在那里看许多老太太来了又走。那些寡妇正在前往坟墓的路上，是丈夫的坟墓，也是她们自己的，手提包发出现金的呻吟。但我没胆下手。外号小偷的我竟然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头猪似的汗如雨下，被颤巍巍的八十岁老太太吓得半死。这真是让人想哭。
那天是星期六，我开始找朋友借钱，没花多久时间朋友就找遍了。没人愿意借。
这时我突然想到有个人如果识相的话，一定会借我钱。
我溜上一辆巴士，往东前进，回到河对岸比较高级的地段，在曼格鲁区下车。
这次楚斯·班森在家。
他站在公寓六楼的自家门口，听我发出最后通牒。我说的话跟先前我在布林登路说的大同小异。要是他不肯掏出五张大钞，我就去跟条子说他杀了图图，还埋了尸体。 ↑返回顶部↑